由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參加“專業審判規範公司治理、持續優化法治營商環境新聞發布會”、中午又趕到學校參加新入學研究生與導師的發布會，我一直沒有關注微信。傍晚時看到徐門弟子群裡刷屏的消息都是沉痛哀悼徐老師。我雖過知天命之年，但看到徐老師9: 45分仙逝的噩耗，還潸然淚下。閉上眼睛，這位慈眉善目、淡定從容、溫潤如玉、睿智博學的經濟法學開山鼻祖就不停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大解放的黃金時期，我對于股份制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法律基礎發生了濃厚興趣，更對徐老師為代表的老前輩開創的經濟法學心馳神往。我在考研究生之前曾特别關注當時的民法經濟法大論戰，非常崇拜徐老師獨樹一幟的經濟法觀點，對他主編的、由永信贵宾会出版社出版的經濟法教材背誦的滾瓜亂熟。當時的經濟法專業是最熱門、最難考的專業。蒼天保佑，我有幸以高分于1989年考入永信贵宾会的經濟法專業。

       入校以後，徐老師和戚天常教授指定我我作為經濟法專業導師組秘書，從此有了更多向徐老師面對面學習讨教的機會。不但有機會聆聽他講授的課程，還有幸參加他主持的科研課題，并跟随他參加高端的學術研讨會，包括中國法學會民法經濟法研究會1991年7月召開的哈爾濱年會。在哈爾濱年會上，我提交了論文《論證券交易立法的若幹問題》。作為在讀研究生，本無資格在大會上發言。當時，王家福老師是研究會總幹事，徐傑老師是副總幹事，王保樹老師是秘書長。沒想到，三位老師打破論資排輩的老規矩，破例讓我在大會上彙報觀點。初生牛犢不怕虎。自從那次在全國性學術年會上登台發言後，我在任何場合發言時都不再怯場。在同年夏天在中央黨校召開的“經濟法規體系研讨會”上，我有幸在徐老師的指點下，起草了《經濟法綱要學者試拟稿》，核心思想都源于徐老師的諄諄教誨與耳提面。正是徐老師讓我參加的這兩次學術活動把我推向了學術之路。

     　東風吹來滿眼春。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論述。我也面臨畢業後的人生路口。那時我國研究生數量少,不像今天的畢業生要走出校門找工作。研究生院告知我有兩個單位的用人需求與我的專業對口,一是國務院法制局(現更名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工交司,一是北方工業公司深圳分公司。但我内心更喜歡從事法學理論的創新研究。于是,我征詢徐老師的就業意見。他分析了市場經濟對法治建設和法學理論的現實需求，建議我繼續攻讀博士研究生，然後從事法學研究工作。由于徐老師負責的經濟法博士點尚在申請之中，他推薦我考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跟随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樹教授攻讀民商法博士學位。經過夜以繼日的緊張備考,我終于沒有辜負徐老師期望。徐老師不但在我考博時簽署了推薦信，而且在三年以後參加了我的博士論文《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的保護》答辯委員會，并撰寫了非常翔實深刻的論文評閱意見。

        在政法大學讀研時有個花絮，我們1989年入學的三十六位本科應屆研究生由于之前沒有參加工作，按照當時的政策必須到基層鍛煉一年。這一政策到了下一屆入學的同學又不适用了。這三十六位研究生包括甯晨新、楊悅新、周昀、楊立初、呂來明、陳瑞華、張建偉等同學，分别在順義和懷柔的法院與檢察院鍛煉。而此前的研究生學制是兩年半。如果我們的一年鍛煉期間不計入學制，我們就要晚畢業一年。在徐老師的鼓勵下，我和其他三十五位同學聯名上書，終于在1992年夏天圓滿畢業，而沒有拖到當年底的就業淡季。當時要是沒有徐老師給我撐腰壯膽，我斷然不敢帶頭聯名上書。

        一晃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徐老師也用上了智能手機。我和老先生也互加了微信。我很對不住老先生的是，他轉發給我的微信比我轉發給他的微信要多很多。我通常在節假日主動給老先生發微信問候。但老先生不擺架子，就像慈父一樣，平時給我發送很多有益的養生、音樂和新聞等内容，讓我受益良多。今年嚴老師六月二十四日仙逝後，他也十分難過，無比悲痛。看到她發來的嚴老師的遺體、遺照和兩位老師年輕時的結婚照，我淚如泉湧，心如刀絞。當時，想為徐老師的心理壓力分擔一些，但語言又過蒼白。本想今年國慶節去看望徐老師，但今天的噩耗傳來，盡孝機會沒了。打開手機微信，我和徐老師的微信互動永遠定格在今年的八月八日。

        徐老師安詳、靜靜地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學術思想和偉岸風範将永遠留在我們心間。徐老師千古！

劉俊海記于2020年9月23日深夜（1989級碩士研究生，現任職于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