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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法學新文科建設交流論壇” 成功舉辦

作者: 發布時間:2022年05月19日 18:44 閱讀數:

2022年5月4日,第五屆“法學新文科建設交流論壇”通過視頻會議召開。會議由永信贵宾会商法研究所、永信贵宾会社會法研究所主辦。來自永信贵宾会、西南政法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中南大學、蘭州大學、重慶大學、大連理工大學、中央财經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暨南大學、鄭州大學、深圳大學、河北師範大學、安徽師範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物資學院、上海市法學會、中國商業法研究會、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北京大學出版社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線上會議。會議圍繞“智慧法治時代的法學新文科”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開幕式


會議開幕式由永信贵宾会商法研究所所長李建偉教授主持。中國商業法研究會副會長、永信贵宾会王湧教授緻歡迎詞。《現代法學》主編、西南政法大學趙萬一教授,《東方法學》主編、上海市法學會施偉東副會長,《政法論壇》副主編、永信贵宾会陳景善教授分别做了會議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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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偉教授首先代表會議主辦方向參會的諸位專家學者以及支持會議工作的期刊單位表示歡迎,并對會議主旨和各研讨單元的主題安排進行了介紹。

在緻辭中,王湧教授結合五四青年節的背景,以時代動力和進步精神作為切入角度,探讨了民商法學科的發展方向。王湧教授提出,除了傳統課題以外,民商法學科需要立足社會現實問題,形成新的觀察、新的分析和新的理論。在公司治理、金融監管、債權人救濟、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法學研究應該開拓視野,将經濟環境、社會利益、政府治理等因素充分納入理論考察的框架之中。由于網絡技術的發展,數據的所有權等智慧法治的新方向也為法學學科的新發展提供了機遇。

趙萬一教授提出,社會科學是回應社會、反饋社會和指導社會的一種工具和載體。新文科需要立足于當前的社會現實,以實現人類更美好的未來,并以解決未來種種不确定性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法學研究不應受制于規範性、技術性等方面的限制,應扭轉研究内容碎片化的趨勢,提高法學研究的綜合性和交叉性。同時法學新文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直接應用,應該與中國話語體系、概念體系、思維體系乃至法律體系建設充分結合。

施偉東副會長對法學學科青年人才的建設提出了鼓勵和建議,提出新文科建設是培養青年人才的時代風口,文理融合學科交叉是學科建設的趨勢。随着數字化轉型的深入,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邊界日漸模糊,包括法學在内的社會科學研究也都面臨着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問題。數字經濟背景下,智慧法治如何回應時代之變,社會之變,治理之變。從人工智能到元宇宙數字技術的快速疊代演進,帶動法學領域迎來史無前例的知識變革契機。青年學人應抓住新文科建設的機遇,持續思考數字時代的當下問題,充分關切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從而形成更多優秀的研究成果。

陳景善教授首先介紹了本次會議在學校重溫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法大重要講話精神和建校七十周年校慶時期召開的背景,然後結合域外法學院新領域學科建設的經驗介紹,對法學教育人才培養和科研建設提出了建議。陳景善教授認為在教學計劃中可以将傳統法學學科和新領域學科進行交叉,允許學生自主選擇不同專業的課程,以“打包”的方式進行課程學分計算,從而改變培養體系和博士畢業标準的設計,為綜合性人才發展創造機會。


主旨發言:法學新文科人才的教育與培養


論壇主旨發言單元主題為“法學新文科人才的教育與培養”,由大連理工大學教授、《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執行主編張秀萍和永信贵宾会教授、商法研究所副所長鄭佳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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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周友軍教授在發言中介紹了北航法學院新文科人才培養的經驗,詳細剖析了德法兼修、基礎厚實、實踐卓越、融合協同的“四強”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模式:一是建好法治思想課程,傳承北航紅色基因;二是注重法律援助,為基層人民服務,培養學生公益心;三是提升師資能力素質,做好基礎通識教育;四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走進社會課堂。周友軍教授指出新法學人才培養非常重要,是與時俱進的系統工程,建議從頂層設計、資金投入、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建設、制度建設等多方面共同提供支持。

中南大學法學院院長許中緣教授圍繞“法科學生的培養要回歸學生的主體性”進行了發言。他指出,培養德法兼修的高素質法律人才是我國教育的本質需求,教育的本質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法學學生是教育的主體、社會的主體和國家的主體,要有參與意識、集體素養和擔當精神。随後,許教授介紹了中南大學法學院就法治人才培養采取的舉措,一是以黨建和思政工作為引領,以學生的發展和利益為中心,将學生作為辦學的主體;二是通過多元體系化競賽,實現集體素養的提升;三是通過調研團隊以及鄉村實踐團,培養以擔當精神為導向的學院文化,讓擔當精神服務于國家社會發展的需求。

永信贵宾会法律碩士學院副院長劉智慧教授在發言中針對法學教育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不夠深入、學生實踐能力不強、應用型複合型法律職業人才培養不足及法律人才培養質量有待提升等問題提出四項建議措施:一是推進法律職業倫理課程改革建設,将法律職業倫理作為學生的必修課;二是夯實學生的實踐應用根基,合理安排基礎理論課程比重,盡可能引導學生突破原有專業的固有思維;三是優化課程結構,既要将實務部門的成果引進課堂教學,也要将學生的培養環節與實務部門緊密結合,緻力于學生的本科專業與法學專業交叉融合複合性優勢的發揮;四是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一批通曉國際規則,善于維護國家利益,勇于推動全球治理規則變革的高層次社會法治人才。

河北師範大學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趙德勇教授提出了對師範類院校法科人才培養的幾點思考。他首先介紹了師範類院校法科人才培養的基本情況,并分析了師範類院校法科人才培養面臨的問題:一是教育評價改革帶來的挑戰,二是培養特色不足,三是總體培養層次有待提升,四是各地區發展極度不平衡。趙教授提出,為推進師範類法科人才的培養,應當采用“基标法”确定師範類院校自身以及校内法學發展的戰略定位;注重充分發揮師範類院校傳統學科優勢,打造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依托地緣優勢和區位優勢,提升法科人才的實踐能力,強化法學學科服務社會職能,提升法科人才培養的質量。

西南政法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張春良教授在發言中認為,新文科人才培養從教育的角度而言就是要進行教學方面的供給側改革。倡導新文科建設要實現橫縱雙向融會貫通,既要全力推進各部門法深度縱向融會貫通,采取課程、教材、教師、資源庫全鍊條的方式,突破法學知識碎片化帶來的局限性,又要從實驗班教學、雙學位及中外合作辦學三個方面進行橫向融會貫通。此外,張春良教授還提出,要基于學校現有的底蘊特色,推進建設國家高端智庫、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基地、人工智能法律、國家安全及數字經濟,通過聚焦這五大方面,從而進一步打造核心競争力。

北京物資學院法學院副院長吳長軍教授針對“新文科建設背景下法學實踐教學基地協同育人機制創新與實踐”進行了發言。他指出,法學實踐教學基地協同育人機制的建設是新文科建設交叉融合建設任務的需要,是新文科建設模式創新的要求,也是“新法學”建設的必然要求。吳長軍教授介紹了北京物資學院法學院就協同育人機制建設采取的有關舉措,包括積極整合社會資源,構建立體化、網絡化的法學實踐教學基地平台體系,形成項目明确、内容固定、系統的實踐教學體系,從課堂教學、雙師課堂、實踐教學等多個維度促進協同育人,提升人才培養質量。

永信贵宾会研究生院院長助理、培養辦公室主任肖寶興老師在發言中介紹了永信贵宾会有關進一步加強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為加強新文科建設采取的有關舉措:一是加強重點領域法治人才培養,二是加大資源投入,重點推進數據法學人才培養;三是重點推進紀檢監察學和國家安全學;四是重點推進黨内法規、公共衛生法學、知識産權、反壟斷與競争政策、應急管理等領域的人才培養,擴大應用型法學博士研究生招錄範圍;五是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滿足新時代法學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新要求。


第二單元:數字經濟與智慧法治


論壇第二單元以“數字經濟與智慧法治”為主題,由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高等研究院院長侯東德和吉林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溫雙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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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信贵宾会資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武長海教授發表了題為“公共數據開放與應用立法問題”的發言,主要從我國公共數據開放與利用立法現狀、存在的問題、對策與建議三個維度進行了分析。在立法現狀部分,武教授詳細分析了我國國家戰略層面的規定,以及我國各地方政府公共數據開放與應用立法探索的經驗教訓。随後,武教授提出,目前我國公共數據開放與應用存在分布零散和格式混亂、公共數據更新以及數據應用面臨着較大挑戰、公共數據存在安全風險、公共數據開放缺乏統一的理論共識等問題。因此,武教授認為,應當構建和完善我國公共數據的整合和開放體系,完善我國公共數據獲取和利用的監管制度。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樓秋然副教授作了題為“公司科技時代下公司法的挑戰及其應對”的發言。他認為,公司科技時代的到來,将會極大地促進公司法重新審視其既有規則的立論基礎、重拾解決過去無解問題的制度信心、探索與全新業态和諧共容的應有改革道路。當下,由于公司及其董事遊離于法律責任之外的現實,公司信任基礎已遭大幅侵蝕;公司法或許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和區塊鍊的技術賦能,通過實現信息披露傳統模式的改革,以重建公司信任。單一股東導向與競争主義結構的存在,使得公司法急需探尋道路實現負責任的長期發展;為此,借助人工智能實現股東結構塑造、通證經濟體實現利益相關者積極公平參與便凸顯其意義。在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并存的現實面前,公司法應當通過系統性的法律改革實現内部權力分配格局的再調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趙精武助理教授作了題為“虛幻的删除權:數據銷毀義務的理論基礎與制度構建”的發言。他認為,我國現行立法規定了自然人有請求信息處理者删除個人信息的權利,但這并不等于承認數據生命周期的最後環節是“删除”,因為“删除權”是“信息處理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基礎喪失”的必然結果,而“數據銷毀”才是“數據歸于消滅”的處理流程末端。數據銷毀義務的理論基礎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擴張,即從維持信息保密狀态轉向維持數據安全風險的可控性。在數據安全風險評估過程中,倘若義務主體無法保障暫時不使用的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安全狀态,則應當采取适當的數據銷毀範式降低數據洩露或非法複原的安全風險。在未來立法活動中,我國應當明确數據銷毀義務的義務主體、銷毀方式和銷毀範圍等具體制度内容,完成數據安全立法的“最後閉環”。

鄭州大學張彬老師的發言題目是 “數據賦能下的證券合作監管”。他認為,金融數據作為一種知識,在大數據時代,不僅掌握在監管者手中,還被大量的證券中介所掌握。這種基于數據所産生的新型權力,能夠與傳統基于法律所産生的權力相結合,形成一種合作監管模式,對未來的證券市場監管發揮功效。同時,數據本身分布的不均衡性、非結構性、精密性與即時性,意味着以數據為基礎的證券合作監管需要面臨在違法行為證明責任等領域的法律變革。同時,為了能夠更好的發揮證券中介的合作監管能力,需要在法律層面上采用現實主義視角,為保護證券中介的經營安全,設置安全港規則。

永信贵宾会安晉城老師以“論數據流通規範的體系構建”為題進行了發言。他認為,我國當前的數據流通規範體系不健全,對數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知識創新與數據反壟斷産生了負面影響。在數據流通規範外在體系的構建上,數據許可模式有助于充分挖掘數據要素價值、保障數據要素安全,适合作為數據流通的規範原型,應結合數據許可相比于一般許可合同的特殊之處,對許可權的流通性等内容進行特殊規範。在内在體系的構建上,數據流通存在着政府、平台、企業和消費者間不同利益的相互博弈,應針對不同的利益訴求,對公共數據許可、平台數據許可、企業數據許可、基于公共利益的數據強制許可和基于個人權益保護的數據強制許可進行類型化規範,以形成利益協調的内在體系。

河北師範大學姜野老師作了題為“算法規制中的數字向善”的發言,他認為數字技術已經重塑了人類的生存狀态,深度學習算法已經成為當前人工智能應用的主流,在圖像識别、語音理解等領域取得了突破并被應用到廣泛的生活場景當中。但算法的應用在理論和實踐上可能産生諸多風險,使得這項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必須受到規制。“數字人權”概念的提出具有極強的理論指導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數字人權所包含的數字時代的自由、平等和保護隐私等精神内核同科技領域形成的技術倫理規範存在高度的一緻性,因此對算法的法律規制可以在數字人權保護的背景中有效展開,以數字人權的力量和權威強化對算法開發與運用的引導。

河北師範大學王千石老師作了題為“大數據時代刑法對數據犯罪的積極回應”的發言。她認為目前我國刑法在數據犯罪的治理方面存在着下列不足之處:數據犯罪規定分散,缺乏體系性;覆蓋面不夠廣,部分非法處理數據的行為并未入罪;預防手段單一,缺乏更為積極的一般預防手段。基于上述原因,文章試圖通過提出刑事立法和司法建議,對大數據時代數據犯罪的問題出積極回應。在刑事立法層面,建議在刑法中構建數據犯罪的罪名體系;增設刑法未予規制的數據犯罪罪名;構建數據合規刑事立法體系。在刑事司法層面,建議做好數據犯罪的司法解釋工作;做好數據犯罪與數據侵權、數據違法行為的法法銜接工作;進一步探索合規不起訴制度在數據犯罪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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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各位評議人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永信贵宾会民商經濟法學院黨委副書記朱曉娟副教授認為,公司科技時代下公司法的挑戰及其應對的演講直擊公司法上的三大核心問題:公司信任的基礎、公司治理的理念以及公司權力的分配。在公司法修改的大背景下,公司法對科技時代進行何種程度的回應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對于數據賦能下的證券合作監管,核心問題在于法律應該對數據權利進行何種回應,這已經超出單一的數據領域,甚至包括傳統的電子商務法的領域、算法的領域等等,實際是當前科技發展背景下的社會協同共治的問題。因此,可以從科技和法律的關系角度繼續展開思考,如何協同共生,梳理和厘清法律和科技之間的交流互動和相互促進的方式,科學清晰地界分科技和法律的邊界,實現法律和科技的良性互動。

《China Legal Science》執行主編、永信贵宾会王灏副教授分别對數據删除權、數據流通規制,以及算法弱勢群體的保護、數據向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認為個人信息的删除請求權可以為不能了解隐私條款、個人信息保護條款等的信息弱勢群體提供保護自身利益的手段,數據流通規則也是信息保護最重要的内容。他提出,許可是流通走向合法化、标準化的最基本手段,當前數據流通建設離不開市場的發展與平台的建設,加之數據流通具有可複制性等特點,因此應當關注流通的多樣性,構建多樣的市場交易體系;還應當關注數據交易的可追溯性,保護流通時數據本身的安全性。同時,要審慎地看待數據主權,特别是涉及跨境信息數據流通的情況下如何确定數據主權。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研究員、《學術研究》編輯王冰提出,公共數據開發利用的核心問題在于公共數據的公共屬性如何具體化,包括如何規範公共數據開發應用的管理,以及如何保障公共數據的安全。王冰研究員建議,可以就公共數據和公共信息的界定問題展開進一步思考,或就促進公共數據共享和開發、賦能社會經濟發展的立法目标進行深入研究。對于刑法對數據犯罪的積極回應問題,王冰研究員建議從數據合規角度繼續切入,進行立法或司法的探讨;同時思考刑法與技術相關邊界的問題,以及刑法在數據犯罪規制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提出完善數據犯罪的刑法規制的政策建議。


第三單元:民商經濟法學的創新與發展


論壇第三單元以“民商經濟法學的創新與發展”為主題,由重慶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靳文輝和中央财經大學教授、《财經法學》主編邢會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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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師範大學王宇松副教授作了題為“經濟法法典化的經驗與邏輯”的發言,他認為經濟法法典化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應注意四個方面:一是應将經濟法定性為調整資本類财産整體有效運行的新型财産法;二是注意法律規則都是微觀、中觀、宏觀的統一,即從調整微觀的個體行為着手,實現中觀、宏觀目的;三是基于經濟法調整凸顯的整體性和動态性特征,應側重法典構建的規則系統提供的認知、協調功能和法典構建的規則層級結構提供的系統演化與制度變革功能,故法典條文應盡量原則性、概括性,不宜太細化;四是将依據資本總公式推演出的權利體系“市場準入權→自主經營權→公平競争權→收益分配權→市場退出權”作為法典的主體框架,圍繞這些權利構建經濟法規則體系。

西南政法大學劉小紅副教授的發言題目是“金融科技風險治理困境及法律對策”。她認為,金融科技的創新應用可能引發道德、技術、監管、法律等方面的風險。現行金融科技風險治理存在以下困境:第一,國家層面的監管缺失;第二,社會層面的約束不足;第三,個體層面的保護欠缺。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金融科技監管機制:第一,明确監管規則、完善監管内容、創新監管手段;第二,強化行業自律;第三,構建金融機構、金融科技公司與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與義務約束的制度體系,為金融科技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永信贵宾会杜遠航老師的發言題目是“會計學與法學的碰撞:注冊會計師在證券會計信息虛假陳述中的法律責任”。她認為,在會計學與法學碰撞的案例中呈現出這樣的态勢:當會計師執業失敗的時候,如果是審計程序上的不到位,那可能認定注冊會計師為過失;但是如果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喪失了獨立性,作出了一些滿足公司不正常訴求的舉動,就會被認定為是故意。投資者訴康美藥業賠償案就是一個典型。在此類案件認定的過程中,會計師的勤勉盡責義務是關鍵,而勤勉盡責義務的認定又必須熟知審計程序的細節,因此會計學與法學的交叉在這裡體現得淋漓盡緻。

蘭州大學宋鵬副教授發表了題為“公司治理語境中股東協議的商法檢視”的發言。他認為,在商業實踐和商法實施的過程中,治理産生的糾紛與訴争,是公司法重要的問題,也是疑難點最多的問題,股東協議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宋鵬副教授認為,股東協議不應僅僅作為民法之無名合同(或特殊合同)來觀察,而應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觀察股東協議的特殊性,揭示其在行為法、組織法中的不同意義,找出股東協議在解釋論方面的問題,進而檢視我國公司法在制度供給方面的缺失。

深圳大學薛波助理教授作了題為“私法決議行為适用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瑕疵理論之否定”的發言。他認為傳統民事法律行為主要規制行為人意思表示不一緻和不自由問題,并據此來構建法律行為效力規則體系。決議則不同,法律規制的重心乃是決議的形成過程和決議結果,而非單個成員意思表示。法律對決議效力之評價主要集中在決議本身合法性、決議程序是否存在瑕疵、決議是否違反組織章程規定三方面。我國《民法典》有關條款建立在意思表示瑕疵理論基礎之上,無法适用于決議。改造民事法律行為,将決議瑕疵納入法律行為效力瑕疵理論的觀點明顯受到《民法典》“民商合一”思維的束縛。決議行為是組織法的重要規則,法律行為系交易法之支柱,二者無需“合流”或“依附”于某一方。

中央财經大學周遊副教授作了題為“反思董事會中心主義:概念厘清與制度選項”的發言。他認為,股東會中心與董事會中心并非相對的概念,前者更多是目的(即利益導向),後者更多是手段(即職權導向)。所謂“中心”也不一定隻是指稱權力中心,兩權分離所産生的不同控制權形态以及股東角色分化都使得不同公司的董事會可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功能,包括管理、監督乃至服務等。由此,公司法的當前改革及未來實踐,可将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模式選擇設置的中心,即先确定董事會在本公司的職能定位,再考慮其他機構的設置及其職權範圍。

北京物資學院王淼副教授的發言題目是“證券型通證發行的認定及監管問題研究——以法律關系主體為視角”。她認為,區塊鍊通證的發行雖有廣泛的發展潛力,但實踐中也暴露出發行信息披露規制不足、平台監管制度待完善、投資者适當性制度待調整的法律問題。進一步明确證券認定标準,将“證券型”通證發行識别出來、納入證券法的監管範圍,是解決問題的可行路徑。在此基礎上,應針對發行人、發行平台、投資者三類主體,在現行證券法的框架下對信息披露制度、平台監管制度、投資者适當性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以較低的法律成本獲得較大的法律效益。

永信贵宾会劉子平老師的發言題目是“金融科技法律規制的國際經驗與我國實踐”。她認為金融科技的創新速度快、普及範圍廣,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金融業的商業模式、市場結構及風險特征。相關國際組織與主要國家和地區監管當局已從完善現有監管框架和組織架構、加強數據保護與推進數據共享、加強對技術本身的監管、妥善管理外包風險、高度重視潛在系統性風險、緩釋網絡安全風險、發展監管科技、完善創新管理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回應。我國金融科技監管仍需進一步完善政策體系,加強監管能力建設,同時,需要推動完善數據确權、共享以及反壟斷等基礎性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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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各位評議人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永信贵宾会馬更新教授認為,幾位發言人針對經濟法和商法領域中最前沿、最熱點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有邏輯性的思考,有很大的啟發。她指出,金融科技風險治理的研究和證券型通證發行監管問題研究有很多共同之處:一是在對這兩類問題進行監管時,應盡快推動完善立法,并對在監管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遺漏問題進行補足;二是從投資者角度出發,如何從國家層面和投資者自身層面給予相應的思考和保護,也是值得思索的問題。對于會計師事務所中介機構在虛假陳述中的責任問題,她認為,發言人從會計學的角度針對會計事務所勤勉盡責義務的認定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解讀,展現了不同專業的思考、碰撞和交流,有利于在未來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當中更好地實現對投資者權益保護的最終目标。

西南政法大學林少偉教授認為,法典化可以實現法律形式和結構的集約化、系統化和規範化,進而實現法律秩序的統一,但也存在弊端,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法律的靈活性;同時,真正的法典化應當是基于一定的邏輯關聯進行有效的整合提煉,而非簡單地把各個相關的部門法拼湊。對于董事會中心主義,林少偉教授贊成建構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制度,在此基礎上建構其他相應的職能;對于董事會功能的嬗變,他提出是否存在出現管理、監督、服務三合一功能的可能。對于金融科技法律規制,他認為,第一,要特别注重行業内部的自律性的原則;第二,應當明确金融科技不當應用的法律責任,以約束主體行為;第三,應當事先确定免責事由,避免傷害主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暨南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暨南學報》副主編李晶晶認為,就公司治理語境中股東協議的有關問題,發言人較好地把握了股東協議的法律實踐特點,揭示了股東協議的商法邏輯;建議發言人針對比較法進行更深入的挖掘,更好地針對我國公司法制度進行檢思,為接下來的《公司法》之完善有所建言。對于私法決議行為适用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瑕疵研究,她認為,該主題是當前理論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論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建議發言人就如何構建決議效力瑕疵理論體系展開進一步研究,特别是該理論與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理論之間的關系。


第四單元: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


論壇第四單元以“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為主題,由河北師範大學教授、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趙德勇和永信贵宾会教授、社會法研究所所長婁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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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李曉兵副教授作了題為“民族精神的傳承與憲法實踐的展開”的發言。他認為,從西學東漸到東西方攻守易勢,世界正在面臨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這是一個曆史的輪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國家大廈不可能建構在文化荒漠沙灘之上,這是所有大國成長的必經之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源頭是文化自信,這種文化是開放性的,是包容性的,是建設性的。中國的法治傳統、政治傳統與文化傳統具有獨特性,這個世界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殊途而同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作為中國法律實踐與法學教育的自覺,即是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世界秩序、憲制秩序、法治秩序三個維度一體建構。

中南大學徐琳副教授作了題為“共同富裕中公共服務無償性原則的法律限定”的發言。他認為,近來政府倡導通過收入分配機制促進共同富裕,以稅收、公共政策和财政轉移等方式進一步強化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公共服務均等化最為有效的途徑或模式,即是公共服務的無償性。須把它視為我國公共服務法律體系的基本原則,以立法的形式來确保,并以法理學角度來證明無償性原則在公共服務法律體系中的客觀性與必要性。無償性原則對我國法律體系架構的影響,會先呈現于預算、行政收費和價格等諸多經濟行政法領域。立法機關須綜合考量各地區财政收支和人口給付狀況,以及附帶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基本公共服務的差異。最終,須構建跨區域和行業的國家公共服務基本法。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蘭燕卓副教授作了題為“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規制”的發言。她以京醫通事件為例,以《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規制》為題展開了讨論。發言強調,從管理到規制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公共服務市場化邊界的厘清,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政府作為提供主體是否能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并且由市場主體提供是否會引發顯性的公共利益風險。對于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規制,需要從合同的訂立、履行等方面進行。其中,在特定領域,需要關注個人敏感信息的保護、公共服務的普遍性和穩定性等問題,積極推進探索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永信贵宾会宗婷婷副教授作了題為“校外培訓市場準入的理論證成與制度設計”的發言。她認為,針對校外培訓市場亂象應當盡快确立市場準入制度進行事前規範。目前,校外培訓市場準入制度目前存在以下主要問題:缺乏市場準入的專門制度規定、市場準入要求不能體現校外培訓的類屬區别、準入政策不能兼顧個人發展需要以及缺乏相關制度的具體安排。由于校外培訓涉及教育公平性、教育自主性、教育公益性及教育國民性等多種法益,因此針對這些問題,應當制定專門法律依據及配套制度,區分學科類和非學科類準入條件要求,明确從業人員從業資格條件以及建構校外培訓準入實施機制。

河北師範大學梁岩妍副教授的發言題目為“大運河遺産保護與利用的協同治理體系:困境、要素及實踐路徑”。她認為,結合近期中央提出建設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的戰略目标,跳出傳統地理區域劃分的局限性,如果以大運河為線索進行協同發展研究,對激活運河沿線的系列城市群的發展大有裨益。大運河遺産治理協同的構建需要在多方主體對大運河遺産公益性廣泛認同的基礎上,對主體間的法律關系進行梳理與确認,将每個主體的權利(力)進行明确與合理配置,保障大運河遺産不同河段不同方面的信息互聯互通。從實施路徑來講,應當樹立“一整體、三協同”治理價值觀,構建完整的區域間和部門間協同立法體系,運行順暢的多主體協同治理體制,建立信息公開制度和監管制度。

河北師範大學張偉達老師的發言題目是“‘文産城教’融合發展進程中的政府決策”。他認為“文産城教”融合是在融合理論、四螺旋理論、三螺旋理論基礎上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提出的一種新的融合方式,旨在強調不同業态存在互相影響、彼此共生共同促進社會進步的發展特點。政府決策在“文産城教”融合當中起到主體性引導作用。政府在具體決策層面應以“文産城教”融合為基礎,可細分為“政文”促進“産城教”融合決策、“政産”促進“文城教”融合決策、“政城”促進“文産教”融合決策、“政教”促進“文産城”融合決策。在具體實踐與探索層面,“文産城教”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當中産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态振興、組織振興五個層面具有極高的相關度。

永信贵宾会婁宇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共同富裕背景下低保家庭财産核算的法理考量與制度構建”。他認為低收入群體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幫扶保障人群,一方面,要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另一方面,要完善兜底救助體系,通過加大社保等制度的調節力度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我國的低保制度承擔着特殊的功能,在共同富裕時代應當被重新界定,并依次探讨核算家庭收入的時長、計入家庭收入的項目、不計入家庭收入的項目、剛性支出扣減的項目、家庭财産豁免的項目、排除低保家庭認定的項目五項結構性制度的法理屬性,采用輔助性原則、比例原則、基本權利的位階理論等分析工具,精準地論證相關具體規定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最終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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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各位評議人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編審、第五事業部副主任陸建華提出,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影響着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也決定着國家是否能強盛,兩者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因此,關于民族精神的傳承與憲法實踐的展開的研究,在新文科建設當中是極具時代化、中國化特點,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很好的選題。對于“文産城教”融合發展進程中的政府決策,他認為,發言人介紹了以融合理論為基礎的文産城教融合,闡述了“文産城教”融合與政府決策的關系,并結合實踐探讨了“文産城教”如何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關聯性。這一研究既有理論,又有實踐,以鮮活的社會問題為研究對象,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對政府科學決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研究員、《學術研究》編輯王冰認為,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是新文科建設非常重要的一個交叉領域,幾位發言人的文章選題都很好,具有現實關懷、理論思考,并具有很大的讨論空間。對于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規制,她建議進一步思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無償性之間的關系,比如兩者是否存在相互交叉。對于校外培訓市場準入的理論證成與制度設計,她認為可以繼續挖掘校外培訓市場所具有的中國特色,同時關注互聯網+、共享經濟等新技術模式所帶來的沖擊和挑戰。對于共同富裕背景下低保家庭的财産核算,她建議擴大所研究省市的地域範圍,明确後貧困時代的界定,進一步分析和研究有關法律制度的構建。

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編審、《湖北社會科學》編輯王京認為,發言人從京醫通事件切入關于公共服務市場化的研究,涉及公私領域的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職能的劃分、民法與行政法的交叉領域,具有前沿性和現實意義,值得私法和公法的學者共同關注。她建議對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基本标準、公共服務市場化合同履行的監督管理、公共服務市場化過程中公民的權利保護等問題作進一步研究。對于大運河遺産治理,她認為,發言人将細碎零散的治理問題與協同理論相結合,又轉化為法律問題,這是一個新的探索。發言人通過一條人工河流的保護與利用的協同,立足大運河,放眼全國,擴展了之前協同研究的地域局限。她建議,進一步明确增強協同治理方式的實踐建議,增強可操作性。


第五單元:青年成長論壇


論壇第五單元為“青年成長論壇”,由永信贵宾会冀放老師和永信贵宾会曹凡博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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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經大學李敏老師作了題為“債券契約變更的路徑選擇”的發言,她認為債券契約修改中,債券作為标準化證券的涉衆性使得如何聚合持有人的意見并獲得其同意成為關鍵。我國的市場實踐中存在大額債券持有人壓迫小額債券持有人的問題。域外的立法解決路徑呈現實體保護與程序保護上的差異化,其背後所蘊含的是對債券持有人本息受償這一根本性權利的立法差異,也與各法院債券投資者權益保護機制及配套制度的差異相關聯。我國既有大陸法系彰顯債券持有人集體權利行使的債券持有人會議制度,又有英美法系保障債券持有人核心個體性權利的債券置換。兩種制度各有缺陷,且存着兼容性問題。鑒于我國現有制度體系,完善債券持有人會議制度及配套法制更符合我國的曆史傳統及現實訴求。

重慶大學缪若冰老師的發言題目是“被動投資者消極參與公司治理的法律規制”。他認為,理論界一直認為機構投資者可以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境況,但随着被動投資者規模的擴大,市場影響力的增強,出現了相反的趨勢。從投資策略上看,被動投資者并不關注公司的基本面,也不關注公司治理情況的好壞,遵循的是自動追蹤、被動投資的方式,使得其跟随市場或行業指數波動。被動投資者投資的上市公司數量非常龐大,其規模以及投資策略使其很難有足夠的激勵參與上市公司治理完善。長期而言,将影響市場規律産生作用。因而,在法律方面應從減少被動投資基金的頭部集中、穿透式的表決權參與、限制消極的被動投資者等角度,促進被動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

永信贵宾会于彙老師的發言題目是“遠程勞動下女性勞動者隐私權保護的法律挑戰與司法應對”。他認為在遠程勞動中,勞動者的隐私權可能因為遠程技術的應用和勞動場所與生活場所的空間融合産生新的侵權風險。其中,女性存在特殊的隐私保護利益,主要包括女性勞動者在遠程勞動中的身體隐私、行動自由、女性勞動者家庭照料職能與工作管理的沖突等。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應當遵循實質判斷标準決定女性勞動者隐私權的保護:首先判斷女性勞動者是否存在合理的隐私預期,須考慮其自身的隐私保護内容和遠程勞動的特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次衡量用人單位的經營管理利益和女性勞動者的隐私保護需要,并且結合比例原則等,最終決定對女性勞動者隐私權保護的範圍。

永信贵宾会丁雯雯老師的發言題目是“集體談判制度的法律經濟分析—以談判模型為分析框架”。她首先簡單介紹了集體談判制度的傳統壟斷模型及其局限性。其次對集體談判制度談判模型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框架進行了解讀,指出談判模型不僅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論證了集體談判制度的價值,而且提出了以促進工業和平為目的的集體談判制度的法律框架。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英、美、德、日四國工業和平程度與集體談判制度的比較分析,指出談判模型提出的基本框架可以作為評估一國的集體談判制度能否有效促進勞資關系和諧的标準。最後簡單讨論了談判模型對我國完善集體談判制度的一些啟示。

永信贵宾会梁澤宇老師的發言題目是“從公司法回歸民法典:論公司決議瑕疵的類型”。他認為,決議既是民事法律行為也是公司的意思形成過程。決議是公司成員意思表示公意的結果。決議瑕疵的法律适用,應當以民法典為原則,以公司法為補充。沒有組成合法有效的決議主體或表決沒有達成公意的,決議不成立。“關鍵票”系由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投出或構成無權代理的,決議效力待定。“關鍵票”存在欺詐、脅迫、顯失公平、重大誤解情形的,或存在大股東濫用表決權、信息非自願性匮乏、表達受限情形的,決議可撤銷。“關鍵票”系由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股東/董事作出的,決議内容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公序良俗的,以及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決議無效。

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彭雨晨的發言題目是“數字經濟時代地方金融監管體制變革——以網絡小貸為例”。他認為,傳統地方金融監管因地方金融的地域性而具有濃厚的屬地監管色彩。在數字經濟時代,地方金融借助數字技術能夠面向全國經營,從而産生“全國經營與屬地監管”的矛盾。他建議在地方治理适合性和地方圖利可能性兩維度構建的分析框架下,調整中央和地方的監管權力配置,形成适合數字經濟時代的地方金融監管模式。例如,網絡小貸過去遵循屬地監管模式,但是卻産生監管失敗結果,結合兩維分析框架,網絡小貸應調适為地方輔助監管模式。

吉林大學博士研究生武勝男的發言題目是“論公司欺詐性财産轉讓行為規制中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适用”,武博士關注了公司欺詐性财産轉讓行為規制體系中公司法層面的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讨論了該制度在目前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适用問題及解決思路。她關注了《九民紀要》出台後人格否認制度的适用困境,指出目前法院對損害要件及因果關系考量不足,認定股東濫用行為時也存在裁判分歧。她從規則和理論兩方面對這些司法現實進行了反思,最終從行為和損害要件兩方面為司法層面法院準确适用該制度提出了初步建議。

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洪喜琪的發言題目是“脫法實踐之公司法因應”,她認為公司法改革應充分尊重脫法實踐經驗,對強制性規則予以降格或鞏固處理,以回應形式性規則與實質性秩序之彌合需求,以及粗放性規則與靈動性活動之調适必要。公司法雖然難以通過設置商事法源條款排除強制性規則适用而實現整體降格,但可結合具體場景甄别保護型及技術型強制性規則的降格場域。保護型強制性規則應以弱者利益最低保護限度為強制邊界,技術型強制性規則應以公司運行中規則暫無效率改進空間為強制邊界。公司法應在立法密度适中的指導原則下,以規制必要性為據限縮規制對象,并通過法律、司法解釋及行政監管規則三類規範分流進行公司法強制性規則的鞏固。

永信贵宾会博士研究生吳悠然的發言主題為“重大資産重組中業績承諾補償協議的條款設置”。在分析了重大資産重組領域業績承諾補償制度的發展曆程、概念界定和制度價值的基礎上,吳博士認為,業績承諾補償協議應包括兩方面主要内容:一是業績目标的設定和失諾時被收購方的補償義務,二是承諾期内目标公司經營權在收購方和被收購方之間的分配。在協議條款的設計上,應當以在給與被收購方适當激勵的同時,兼顧收購方和被收購方之間的利益平衡為原則,例如,可以一定程度的認可收購方在承諾期内負有默示協助義務,不得不正當地幹預目标公司的經營管理、阻礙業績目标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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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各位評議人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暨南學報》副主編李晶晶老師從學科編輯的角度對青年學者的選題方向以及科研路徑提供了建議,對如何創作和形成高質量的學科論文提供了指導意見。提出學科作者的選題方向需要和期刊的視角偏好相契合,尤其是需要關注目前國家在經濟建設當中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李晶晶副主編建議,文章主題需要具體但不能過于微小,青年學者的研究方向應具有創新性,同時也應該結合學科建設的主要發展方向,能夠引起學科内的共鳴,形成科研路徑中的共同話題。

《東方法學》編輯部主任孫建偉老師對諸位青年學者的寫作思路和文章結構進行了點評。他認為,學術性論文需要充分展現對于學術問題的體系性考察,能夠提出當前研究的不足,并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孫老師提出,青年學者應具有學術史的自覺性,成熟的研究框架包含對現有學術研究脈絡的考察,學術研究不應隻是一種自我研究,而是需要結合學科體系并面對現實問題。青年學者應該盡量尋找現有理論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的不足之處,從而能夠創作出理論性和實踐性并存的成果。

《北京大學學報》郭昌盛編輯針對九位青年學者的發言内容和文章結構提供了分析性的建議。他認為,法學學術研究應該對法律規則的實施效果進行充分觀察,不應僅是面對未來、面對抽象問題的思考,而是需要對我國法律實踐現狀的具體分析。但另一方面,學術性論文并非純粹法律技術問題的應用介紹,選題的理論性同樣不可或缺。郭昌盛編輯對勞動法、公司法主題的論文還進行了針對性分析,對文章主題的理論價值進行了肯定,也對文章内容的微調和優化提出了建議。

永信贵宾会助理研究員、《商業法評論》編輯徐可老師對金融法主題的論文進行了針對性的點評,提出金融法政策性問題研究可以結合金融監管體系的制度環境,從而提升文章理論性的深度和廣度。他認為,金融法問題技術性較強,又受到金融監管的政策性影響,論文主旨和結構時常容易無法充分展現金融理論體系和制度現實問題的全貌,可能會呈現出理論性和體系性不足的閱讀感受。因此論文需要盡可能将選取角度切入,發掘研究對象在金融體系整體圖景的中的理論價值。


總結發言


論壇最後,鄭佳甯教授對本屆法學新文科建設交流論壇的舉辦情況進行總結,認為各位與會嘉賓用自己的精彩發言诠釋了“智慧法治時代的法學新文科”這一時代旋律。人文日新、兼容并蓄,這就是法學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從2018年至2022年,論壇已進行到第五屆,鄭教授感謝各位嘉賓對論壇的支持與厚愛,并認為論壇已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和品牌。今年的論壇定在5月4日,就是希望法學新文科的建設薪火不斷、代代相傳。最後,鄭教授祝願各位與會嘉賓曆盡千帆,仍是少年,新朋故知,後會可期!至此,“第五屆法學新文科建設交流論壇:智慧法治時代的法學新文科”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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